“安史之乱”是唐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，传统的研究视角和多数学者大多只注重于唐玄宗的不理朝政，沉醉歌舞美色，以及杨国忠、李林甫等奸臣当道；或者叛军强大，组织有方等因素。然而，许多学者却忽略常常一个史实：安禄山之所以能速成气候，与他的用人之道有很大关系，史思明就是他的得力干将。虽然安禄山后来被其子安庆绪所弑，而安庆绪又为史思明所杀。但史思明依然继承安禄山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作风，继续网罗各式人才。在安禄山和史思明皆为少数民族的背景下，他们不拘泥于民族界线，惟才是举的用人标准，仍然值得我们学习。

    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战略

    安史叛军中虽然有将近二十种少数民族成分，但起关键作用的主要是汉族人。然而，安史叛军这样民族结构纷繁复杂的军队，竟能横行盛唐之时长达八年之久，并几度攻陷洛阳和长安两京，原由固然很多，但从用人角度，如下三方面因素尤其值得我们重视。

    放宽用人视野。作为蓄谋叛乱已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，其根本目的是要推翻李唐王朝，建立一个统治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新政权。基于这一目的，他们当然要充分考虑当时唐王朝统治范围内的民族结构。虽然在唐朝的北方、东北、西北以及西南地区活跃着一些少数民族政权，且有的已对唐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，但从总的布局来看，汉人生活的地区占绝大部分。这种布局势必会使安禄山、史思明充分考虑汉族人的能量和势力，不至于把视野仅仅局限在少数民族身上。

    广泛储备人才。安禄山、史思明在叛乱前后都曾广泛搜罗汉族中有能力的人物为其所用。安禄山、史思明虽是胡人，但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唐王朝统治地区内汉族是主要民族，汉族人是其依靠的主要力量。为此，他们广泛搜罗唐朝宗室、汉族名流、儒学贤才以及唐朝名将的后代为己所用。据《新唐书。郑虔传》记载，安禄山曾“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”，被挟持的百官中就有一些儒学贤才，如郑州荥阳人郑虔著书八十余篇，时号“郑广文”，是当地有名的博学多识之才，就在这时被安禄山授为水部郎中。

    积极开发人才。安禄山叛乱后，叛军先后攻陷两京，唐王朝的一些文武官员，或由于对唐玄宗和杨国忠表示不满，或由于官场失意，或看不清局势发展的自身发展前景等原因，纷纷主动投降了叛军。而到了叛军阵营，许多原先不被重视的人才竟能如鱼得水，扶摇直上，找到发挥自身才能的广阔空间。这正如《旧唐书》作者所说的那样：“禄山寇陷两京，儒生士子，被胁从、怀苟且者多矣；去逆效顺，毁家为国者少焉”。这些“儒生士子”在安史叛军中十分活跃，对于叛军的发展壮大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    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策略

    乾元二年（公元759年），史思明“聘儒生讲制度”。《新唐书。邵说传》载：“庆绪遁保西城，搜胁儒者为己用。”河南洛阳人裴宽“有重名于开元、天宝间”，其子裴谓在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后逃匿于山谷。史思明“素慕（裴）谓名，欲必得之，因令捕骑数十迹逐得谓。思晚见之，甚喜，呼为郎君，不名，伪授御史中丞，主击断”。相州安阳人邵说进士及第，颇受史思明的器重，被史思明封为判官。邵说也为史思明父子尽心尽力，成了史氏政权的有功之臣，唐金吾将军裴儆说他“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，居判官，掌兵柄，亡躯犯顺，前后百战，于贼庭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，剽盗宝货，不知纪极”。综合安禄山和史思明等人的用人事迹，我们总结了以下符合当时客观实际四个主要用才方式。

    重视当时名流贤才，以才能和学识取人。据史册记载：唐太宗四世孙李之芳“有令誉，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”。天水略阳人权德皋是后秦尚书权德翼之孙，“少以进士补贝州临清尉。安禄山……假其才名，表为蓟县尉，署从事”。诗人王维九岁“知属辞”，开元初进士及第，“安禄山反，玄宗西狩，维为贼得，以药下利，阳   禄山素知其才，迎置洛阳，迫为给事中”。中山无极人甄济“早以文雅，见称于时”，安禄山对其颇为赏识，推荐为范阳郡节度掌书记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安禄山派蔡希德“领行戮者李  等二     人，封刀来召”甄济，安庆绪“亦使人至县，强异至东都安国观”，强迫甄济为其效劳。